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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果的库克抨击了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并出售的商业模式，并打趣说:“如果顾客是我们的产品，我们就能赚很多钱，但我们选择不这样做。”微软的纳德拉没有像库克一样对科技行业的做法持批评态度，但他经常谈到公司对社会有更大的责任。亚马逊的贝索斯在信息收集方面始终保持沉默，但他在其他社会问题上，比如婚姻平等和移民政策上表态，并积极向相关团体捐款。

周末，当北京30岁的程序员边打Dota2边摸索外卖餐包里的牙签时，杭州25岁的工程师也许正躺在郊外的草地上，嚼着女儿塞进嘴里的荔枝。对杭派工程师们来说，正在冲刺期的杭州有两面：整座城市在变得更有科技感，是实现技术抱负的舞台；但它尚保留着江南水乡的风流和温柔，保留着一点让人想生活下去的松弛感。

回顾前两代“杭派工程师”打怪升级的江湖传说，背后是整个中国互联网从市场需求驱动的牵引力，向供给驱动的内推力演变的逻辑。90年代末，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培育了阿里巴巴的电商生态，做电商要解决信任问题，就有了支付宝。电商和交易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向市场、运营要增长不那么管用了，中国互联网已走过了粗放型的高速增长阶段，必须开始向技术要增长。

回头看，初代杭派工程师的成长是外界的业务驱策和自我驱动的共同结果：极端业务场景逼迫他们必须走入未知领域，要么扛，要么死。最初几年的情况常常是，今年的技术架构刚刚好够撑今年的“双11”，如果不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升级，明年“业务就开展不了了”。这个过程中，学历和过去的经验都没用，最终能“逆袭”的人，是关键时刻不掉链子，自我迭代能力极强的“硬汉型工程师”。

红雪告诉“甲子光年”，在向东南亚输出移动支付技术时，积累了技术能力的杭州工程师们发现事情并不是“降维打击”这么简单，国内的很多成功经验，在国外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对不对的问题。小到一个代码管理、文档管理，大到上线发布流程、应急处理预案，皆和国内不同，而且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有差异。

其实不仅仅是美股，全球主要股指都存在1月效应。据统计，在过去20年里，标普500指数、德国DAX30指数和上证综指有10年在1月份都是上涨的，富时100指数有7年上涨，日经225指数6年。2019年1月这几个主要基准股指在1月份全部上涨。从历史数据中也可以看到，美股的1月效应并没有黄金那么明显，再加上美股投资者在2019年已经获得了高额的回报。因此，有分析担心，一旦进入2020年，这些今年的获利者可能会可能准备出售一些获利的股票。